汪维藩的神学言说

黄雪芬《百年蒙恩的见证》汪序

                                      

黄雪芬《百年蒙恩的见证》汪序

 

 

黄雪芬老姊妹生于1905年，即清光绪31年，按虚龄算，今年已经102岁了。广州东山堂的弟兄姊妹称她为杜师奶。我则称她为黄姐，像称毕咏琴老师为毕姐那样，像称已经去世的蒋佩芬老师为蒋姐那样。人过百岁，乃称“人瑞”。“瑞”是吉祥的意思。鸟中之瑞为凤凰，兽中之瑞为麒麟，人中之瑞则为百岁以上的老人。百岁老人又称“期颐”。“期”是登峰造极之意，此时，人生已经攀至顶峰，走到远极之处。“颐”是说老人此时的饮食起居，需人养护，当然更蕴含着自己要保养自己这更深一层。

《南史·诸裕之传（附裕召）》说：“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人能活到百岁，往往具备一种“名德不昌”的品德修养。“名德”，大体上和“德高望重”的意思差不多；但又能“不昌”，即“不猖”，不放纵妄行，不心志无良。《三国志·高士传》说：“舍足于不损之地，居身于独立之处，延年历百。”大意说：不驻足对自己人品有损害的地方，宁可安身立命与特立独行之处。这样的人就会延年益寿，度过百年。把长寿和人品持守、人格修养联系在一起，这是上述古语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底蕴，中国人的养生之道，不单纯是医学或科学问题。就黄姐而言，除人品的陶铸之外，更和她对神的靠赖、顺服，以及在神面前的灵交、晤对有关。百年树人，原指对人的培植是个长期过程。黄姐是棵成长了百年的树，培植这棵树的，是我们所信的一位从死里复活、征服了死亡的主。这正是“在这帐篷（衰老的躯体）里叹息劳苦”的使徒保罗，“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的灵性经历。当日培植保罗这棵参天大树的神，百年来同样培植了黄姐这棵小树。“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林后5：5），“为此”原意是“为这件事”，指我们这必死、必朽坏之躯体被生命所覆盖、所吞灭这一实实在在的属灵经历。

综观黄姐百年人生，神对她这棵小树的培植轨迹，清晰可见。八岁初闻福音，因贪食第一次认罪；13岁冷淡了一阵，又蒙神从泥泞中拉起；15岁受修女们影响，增添了许多信主、爱主的心；20岁被主的爱吸引，甘愿献身为主而活，立志在真道上追求，造就自己；从爱打扮到以敬虔、善行为妆饰。25岁时，宋尚节博士在广州领培灵会，主让她受了灵洗，认罪悔改，追求圣洁，超脱世俗，归神为圣。抗日战争期间，在澳门教儿童主日学，在自家的聚会里学习讲道，以后又到培道女中乃至基督徒大学生主日联合礼拜领会，逐步被神培植为一个器皿和出口，并为她开了传道的门。抗战胜利后，举家回到广州，神藉黄姐夫妇和其他弟兄姊妹，修建并复兴了逢源堂这个属主的教会。

在这前后，黄姐在香港出版了她写的第一本书《雅歌——灵命之库》。这是主赐给她文字恩赐的开始。1925年以后，开始研究《约伯记》，每天用其中一节经文作为当日的灵粮。1961年写成讲稿，1964年又在香港出版，以《乳香》为书名。

由于这两本书都在香港出版，黄姐成了个“四不清”的人。1965年，教会开始“社教运动”，在东山开学习班，黄姐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被拘留了四个月，被批斗，因为有主与她同在，她心如止水，不起波澜，许多爱主的人看见她如此镇定不慌，就知道有神与她同在。“文革”发动后的1967年，几个挂名信徒竟唆使红卫兵把大字报贴到她家门口，将一位已经年过花甲的善良老人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这使黄姐不但在物质上受到损失，精神上也受到极大的痛苦。这时正是她的《乳香》在香港再版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主让他的使女从经历上像约伯那样亲尝苦杯的时候，因受黄姐牵连，儿子恩荣受审查、被批斗，戴着写有“基督徒”的高帽子，烈日下赤着脚在柏油路上游街。工宣队造反派要他说声“不信耶稣”，就可无事。但他不愿“苟且得释放”（来11：35），表现出一个基督徒的坚定信心。女儿霭梅，也由于同样原因受审查、被批斗、作苦工。但她是“傲雪的红梅”，不止能抵御冰霜雨雪，每次回家总还是面带笑容，给老人以温暖和安慰。

2004年、2005年，我两次去广州讲课，都看过黄姐，得知恩荣正在云南西双版纳为主传福音，儿媳乐和在神学院听课。霭梅和夫婿道智则撇下在美国较为舒适的生活，回到母亲亲身边照顾老人。霭梅身体不太好，但一个“孝”字，是她战胜病魔的得力之源。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孝顺父母的，必在世长寿（弗6：1-3）。

“下放”期间，黄姐的第二个外孙女曾主动要求：和外公，外婆同去，好照顾老人。尽管后来落实政策，军宣队没让二位侨胞去，但孩子对老人的孝心，同样流溢出源于基督的大爱。附在本书最后的一封信，是黄姐在美国12岁的曾孙，在国际母亲节为老人所写的。这是一个爱神也被神所爱的四代之家，是百岁老树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黄姐信主后，每日读经，这是她的生命之本。除泛读、通读外，她更集中研究某一专卷，如《雅歌》、、《约伯记》等，从中汲取灵性滋养，既供应自己，又供应别人。黄姐读神的话，和一般人最大的不同处，是用生命来读，用人生来读。所以，神的话成了她鲜活的安慰、扶持、督责和提醒。黄姐的讲道和写作，更是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全部人生来解释圣经。古今圣徒，正都是这样读经、解经的，不同于许多人泛泛读过，大而化之，只凭理性，将自己作为一个纯客观的旁观者。也许，这是一位百岁老人蒙恩的秘诀所在，也是她见证的特点所在。“见证”的原意，正是用生命为基督作证，乃至以死殉道。

黄姐被关起来审查四个月，就因为她是何香凝的外甥女。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桩公案，十年浩劫中并不少见的一场闹剧。何香凝（1878—1972）。留学日本时，是中国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之一，孙中山先生的战友。黄姐的舅舅廖仲恺（1877—1925），是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曾协助孙先生和李大钊、陈独秀会谈，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年，孙先生在北京病逝后，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被葬于南京中山门和太平门之间城墙的古道边。何香凝谢世后，也合葬于此。廖承志（1908—1983）生于日本，青年时参加过广州的学生运动，后与蒋经国等去苏联留学同称“四公子”。解放后担任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82曾致函蒋经国，力促两岸会谈，寻求统一。黄姐大廖承志三岁，儿时称承志为“胖仔”。同这样一个民主革命之家有亲戚关系，竟被囚禁，不能不说是件荒唐事。

由于黄姐自幼受民主革命思想之熏陶，拥护社会主义新中国，对她而言，是顺理成章的事。加之在主面前的谦卑、顺服，顺也、逆也，都从主里接受，所以对批斗她的人，黄姐全都宽恕；在居民委员会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如担任学生校外辅导员的工作，为孩子们付出过很多心血。她的著作，不但对世界华人信徒在灵性上有帮助，对他们了解新中国也同样有帮助。《蒙恩的见证》出过三版，先后13次印刷，总印数已达40多万册。广东省两会经金陵文字室同意，还在广州出过一版。主藉这本小书，藉他所爱，所培植的一棵小树，真不知帮助、供应过多少弟兄姊妹。现在要出的是第四版，内容增补至百年。

黄姐是位祷告的人，是一个凡事祷告而又凡事谢恩的人。在各别情况下，她的祷告几乎是向天父“无理取闹”。有一次她求神叫绵绵阴雨的天气晴起来，好让她去外地讲道。由于是为了主自己的圣工，向父亲垂听孩子合理的请求一样，神竟垂听她的祷告，成就她的所求所想。由于黄姐是位凡事祷告的人，同时也就成了一个凡事交托的人。任何事，一旦交给神之后，她便存着一颗靠赖、等待的心，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黄姐的祷告又和默想连在一起，许多感动、光照、领悟正都是用“受教者”的耳朵听来的，而不是用脑子想出来的。她的几本书，都是灵修默想时，在心灵深处听到微声之后写出来的（王上19：11-12）。在她案头，除圣经外，几乎没有什么参考书，这是黄姐和学术型、理性型作者的不同处。

黄姐的一生有一种特殊的节奏，她总是忙一阵，然后退到隐秘处静一阵。她的书都是在安宁、静谧之中写出来的，像《馨香的没药》的作者盖恩夫人，像《荒漠甘泉》的作者考门夫人。但又突破了这两位的历史局限和人生局限。所以我们献给普世教会的，是21世纪具中国教会特色的属灵财宝，是上帝用百年心血在中国哺育出来的一颗珍珠。去年我去广州看她时，才知道这几年来她一直是很早就起床灵修、祷告、沉思、写作，晚上仍能思维清晰，谈笑风生。我默默赞美天父：他竟如此培植了这样一棵生机盎然的“百年小树”。

我初次认识黄姐是1987年4月，在广州救主堂领培灵会的时候。培灵会的主题是“爱是永不止息”，第四晚拟讲“主必再来”。早晨，我吃的是香蕉加牛奶，而这两样是不能一道吃的。上午，梁经纬陪我去华侨医院拜访谢扶雅先生。还没到华侨医院，我自己感到胃里难受，先到珠江大桥附近另一家医院，开了一点治胃痛的药吃了下去。拜访过谢老回来，中饭也吃不下去，下午又到救主堂附近的一个诊所看病，开的还是帮助消化的胃舒平之类。从诊所回来，我一边准备讲章，一边把腹部紧紧贴在写字台边上。我祷告说：主啊，这是培灵会的最后一晚，“主必再来”这篇道我必须讲。晚上，我腹部疼得更厉害，便顶住讲台讲。讲完后刚坐下，一大口带着黄胆水的、没有消化的东西吐了出来，喷溅到讲台左边唱诗班许多姊妹身上，自己则昏了过去。等醒过来，已经躺在中山二院的病床上，医生通过透视发现五处不完全性肠梗阻。若不是我师母主张保守疗法，就得开膛破肚了。这其间，住院、治疗、饮食等等，除其他同工外，主要是黄姐在张罗。我恢复得那么快，刚能下床就偷偷跑到东山给神学生讲课，整个治疗过程中，黄姐肯定付出了许多祷告的代价。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这位主内的老大姐。

第二次去广州是1989年9月，东山堂复堂10周年培灵会。一周讲道，住在东山堂一座小楼里，三餐由黄姐和她儿媳亲自做饭、送饭，大概是防备我肠胃再出毛病。去过三横街她家一次，见到了她儿子恩荣，看到了周恩来、邓颖超送给她家的合影，看到了挂在墙壁上的何香凝的国画。黄姐将她写的《蒙恩的见证》的文稿交给我带回来，由“金陵”文字室于1990年初版。

第三次见到黄姐是2004年，黄广尧牧师请我到广东神学院讲课期间。当时她已虚龄百岁，我建议她把《蒙恩的见证》增补为《百年蒙恩的见证》。在这之前，已经增补过一次“续篇”，一次“后记”。2005年2月，她开始动笔，并以增补到百年。当年10月，我应新院长逸鲁之邀去广东神学院讲课，又一同去见黄姐。为《百年蒙恩的见证》的出版，我曾多方托人，却又无能为力。但神却怜悯他自己亲手培植了百年的一棵小树，并要藉她的见证培植更多棵小树。经逸鲁、在全国两会负责出版的晓鸿、以及金陵编务室的王芃、刘凌维、林文恩等同工的努力，《百年蒙恩的见证》终于在“金陵”出第四版了。承王芃一片好意，让凌维请我写序，我欣然命笔，怀着一颗在上帝面前感恩和受教的心。

          王维藩   2006年6月28日于金陵                                                                       

【作者: wangweifan】【访问统计:】【2007年09月11日 星期二 22:17】【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