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藩的神学言说

“既济”与“未济”——《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之《绪论》

                                      

 

 

“既济”与“未济”

——《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之《绪论》

汪维藩

（作于1995年）

“既济”与“未济”是《周易》（1）的第63和第64“卦”，也就是最后的两卦。“济”是渡河的意思，“既济”是说已经过了河，“未济”是说尚未过河。由此引伸出去，“既济与未济”可以理解为“已经成就而又尚未成就”，“已经完成而又尚未完成”，“已经成全而又尚未成全”。不把“既济”作为最后一卦，却在其后加上—个“未济”作为结束，实际上是把历史与自然、人生看为—个周而复始、徐徐上升的螺旋，它既不是—条一去不复返回的直线，也不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封闭环路。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已、自强不息、不甘固步自封精神的暂学丛础。用“既济”与“未济”作为本文主题，旨在说明，在此想要阐述的，是中国基督教已经在哪些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在哪些方面仍待努力；既是总结与回顾，又是前瞻与远眺。

就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与建树而言，它需要四个条件，即启示、传统、文化及实践或经验，像四根柱石，支撑着中国神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的大厦。中国教会(新教教会)，其信仰渊源来自于美国的奋兴主义和欧洲的敬虔主义。宗教改节时期高举的“圣经至上”(Sola Scriptura)原则，在中国从未过时；与此相反的或与此有歧见的观点，最多只能停留在神学院的课堂上。不基于上帝的启示，不以圣经作为任何—神学观点的“脚注”，则无中国教会所能接受的神学可言。—个脱离了中国教会的神学，—个不能为中国教会所接受的神学，很难称之为中国神学。尽管神学距离一般信徒的水平较远，含有他们所不能完全理解的内容；但绝不能成为他们所拒绝、所排斥的“信仰异物”。

当“中国神学”被提出来的时候，绝不意味着它将摆脱或排斥长达两千年的、使徒教会以来所积累的财富。只不过，不作盲目排斥的同时，也不宜盲目照搬。“述而不作”（2）之所以不足取，至少是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仅仅能够复述前人或他人的东西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善于吸收其中对中国神学之建树有益、有助的东西；其次，“不作”是一种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无所作为。苏东坡(1037一1101，北宋文学家)评吴道子(唐代画家，生卒年不详)的绘画时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就中国神学而言，它既要持守使徒所传的、传流至今的信仰与教义上的“法度”，又要有“新意”，有“创新”，有中国自己的神学思考，以求无愧于中国教会的先辈，无愧于普世教会的期望。

神学，就其形态说，属于理论一类。正如任何理论基本上均来自实践并是以指导实践那样，神学对教会和信徒个人的信仰实践或灵性实践来说，同样如此。而中国基督教的这—实践或经验，也许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唐元、明末清初、清末至20世纪50年代的三起三落，特别是“文革”前后的入死出生，均为世界教会史上所罕见。从这些实践与经验中，应该能够提炼出极丰富的神学思考素材；并加工为具中国特点的神学理论，藉以引导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教会及其信众，作为—份礼物献给普世教会。

当上帝的启示，基督的福音进入特定文化时，必然要“穿上”（3）这一文化的“肉身”；而当这一特定文化熏陶下的人理解、解释启示与福音时，又必然带有这一文化所特有的哲学、伦理、宗教等等观念，并以之作为不同于其他民族神学家的着眼点与视角。所以，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与信条是一回事，基督教神学则是另一回事。前者，在历史沧桑中极少变动；后者，则因时因地而异。

世界古文化中，中国文化是历时五千余年延绵不断的仅存硕果：而且其渊源之多，堪称“诸子百家”。从地理文化学看，处于内陆的“中国”(Mid一Kingdom)，共文化稳定性得天独厚。而从天地间普遍存在的共生现象看，“诸子百家”的互补互砺，则又使其生生不已，永葆生机。中国文化的的“中”、“和”（4）精神，是它内在的调节机制；中国文化的厚实根基，则又是它同化并吸收异族文化，却难以在深层被同化的优势。佛教掸宗已经不是原初意义上的佛教；基督徒在中国从未超过总人口的6％。前者说明，任何宗教要想立足于中国，必须嬗变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宗教；后者说明，基督教楔人中国文化这—稳定了五千年的框架，具难度远远超出所能想象。

本世纪百年间，中国传统文化经受过三次严峻挑战。一在“五·四”运动（5），中国传统文化及具伦理道德被置于民主与科学的对立面，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被当时的激进青年所鞭笞、所批判、所否定。但这是一次轻率的、不加分析的否定，以致后来赵紫宸（6）指出：“旧伦理抛却了，连旧伦理的精神也抛弃了。忠孝节义等德行，被退化式的天演学（7）打倒了，连忠孝节义背后的毅力、决心、奋斗、眼泪、热血，都淘汰了”；“中国的新思潮运动，对于道德生活的建设方面还没有贡献”（8）。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场灾难性的破坏；。其严重性还不只是无数无价之宝的历史文物古籍被“红卫兵”毁于一旦。更严敢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不论其青红皂白，统统被彻底批判、彻底否定、彻底抛弃。其后果，几乎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断层，并使当时许多年轻人失去了接受传统文化教养与陶冶的机会。三是在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过程中，30年锁困之后的国门大外，不少人的利欲突然膨胀起来，并把传统文化视为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从而追求一种没有精神在其内的物质丰富。但在三次走过低谷之后，在看到某些发达国家仍从孔子、老子（9）等身上汲取精神滋养之后，许多学者重又冷静思考中国传统中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并以一颗深沉的民族良心呼唤蕴藏于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百年历史熔炉，除去了中国文化的某些浮渣；大浪淘沙，为2l世纪的中国淘出了传统文化的精金。

就研究中国神学来说，一个历经百年熬炼并被净化了的中国文化，将为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提供一个根本的依据和参照。清末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倚仗其经济的、乃至政治的优势，相对来说不够重视中国文化，远不如景净、利玛窦等人，这是现代中国基督教神学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翻译圣经，是新教传教士的最大贡献，医学与教育也使中国受益匪浅。但神学上的空白，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也就是新教传人中国80年之后，才由赵紫宸(1888一1979)、贾玉铭（10）(1880—1964)、谢扶雅（11）(1892—1992)、吴耀宗（12）(1893—1979)等人来逐步填补。而所有这些神学家，无一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哺育出来，无一不是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在进行神学思考，从而成为三、四十年代出现于中国神学夜空的群星。这是一批谢扶雅所说的“基督徒君子”，也就是“多具本国风格的学养与德操”的中国神学探求者。作为后辈，我们这一代人在“本国风格的学养与德操”上，已经远不如这些前辈。而我们的后辈，则更令人忧虑。想在中国从事神学研究，或想搞出一点具中国特色的自已的东西，若无“本国风格的学养与德操”，那就谈不上中国神学之建树。

唐代的景教（13）与元代的也里可温（14），可视为东方教会如火如祭的传教运动在当时中国西北辽阔疆土上所结的同一个果实。这是基督教第一次进入中国。第二次则是以利玛窦（15）为代表的天主教(Catholic Church)，于明末进入中国。鸦片战争（16）之后，天主教与基督教(Protestant Church)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向中国人传教，这是基督教第三次进入中国，至五十年代初中国基督教自立，传教士全部离开中国为—段落。80年代执行开放政策以后，中国掀起了—个了解西方、研究西方、借鉴西方的热潮，其中有关基督教的译著达300余种。这是“五·四”及“非基运动”（17）60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基督教态度上的—个180度大转弯，颇似古代唐僧去印度取经。夸张—点说，不妨称之为基督教“第四次进人中国”。它和前三者的不同处，则在于前三者均由外国传教士将基督教传入中国，而80年代以来的这一次，则是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向西方寻求基督教真理，并通过大量译著在—定范围内传播。我们称这些对基督教抱友善态度，且又间接为教会做了许多传播工作的中青年学者为“文化基督徒”，其中的极少数已正式受洗加入教会。但在感谢他们的同时，我们仍需指出：他们所为之辛劳不已的，仍仅限于对西方基督教及其神学的介绍。中国神学的漫漫长路还得靠我们自己一步—步地走。当然，我们也并非从零开始，并非站在这条漫漫K路的起跑线上。自唐代景净开始，至利玛窦直到“五·四”以后，乃至当代中国的许多基督教思想家，已经将中国神学探索的“接力棒”传递多次，尽管是若断若续，扑朔迷离。各个不同时期的中国神学形态各异，这和当时中国文化的某—成分占主导地位有关。中国文化有如一条由各种渊源汇集而成的长河，包含儒、道等诸家。但就基督教切入的某—横剖面看，有时是儒家占主导地位，有时是道家占主导地位；而儒、道本身则又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嬗变。这就使中国神学尽管若断若续，却又异彩纷呈。本文的旨趣即在于归纳1300年来这些纷呈的异彩，并搜寻那些已经实际存在却仍未提炼为神学的点点火花。大江东去，不复西流；但从任何一个横剖面中，我们都能找到中国神学的文化渊源。今天，这些渊源仍然若静若动地被保存在中国文化的“原典”(诗、书、礼、易、春秋、诸子百家等等)里面，并被积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之中。具有这种文化素养的中国人进行神学思考时，其思考必然带有中国的色彩与韵昧。而这种带有中国色彩与韵味的神学思考，又必然较为容易被华夏儿女所欣赏，所接受：并为普世教会所珍视，所接纳。

有几点需要说明的是：

(一)本文无意将袅娜多姿的中国神学思考纳入西方系统神学的框架。一部《十三经》，毫无系统可言，然而这正是中国人的思路与文风。而况，对中国人来说，任何东西一旦系统化，构架化，便不免停滞、凝固、僵化。笔者仅拟将中国的神学思考大致归纳为几个方面，不一定按年代先后。因为文化现象有连续，有断层，有跳跃，有滞留，中国神学思考更是如此。

(二)进行中国神学思考的，也不一定都是中国人，如唐代生在中国的景净原是叙利亚人，但已熟读当时的经书，短短一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不足二干字，却涉及《易经》30处，《诗经》30处，《春秋》20处，及其他经书150处，史书100余处，子书30处。而在字里行间，更能看出景净将基督教与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孤诣苦心。利玛窦是意大利人，为寻求基督教与明末中国文化的融合点，不仅换上儒服，更是贯通儒学，力行儒道。上述二人，均可视为“多具中国风格的学养与德操”，从而完成各自所处历史时期对中国神学的探求。

(三)对有争议的人物，取历史分析态度，不以其后来的问题废其前期之言。此外，港台乃至海外华人或非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均应借鉴、吸收。

(四)由于手头资料不多，时间较紧，加之水平所限，本文仅是一篇提纲性的文章，粗线条的勾勒，仅作为对先辈，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下文将论及的，大致是中国基督教神学思考的七个方面：

(一)生生篇

唐宋元三代，东方教会在中国西北部汉族与蒙族中的传播，产生了一种迥然不同于后世中国基督教神学形态的刚健、自强、生生不已精神。上帝是一位生生不已的上帝(An Ever—generating God)；基督的救赎则是灭死开生，成全并完善上帝之所创生；而作为基督徒，则借天力，以护生与自强为“至善”与“大德”。与此同时，又以“无欲”(无私欲)、“无为”(无恶行)、“无德”(不居功)、“无证”(体认上帝不凭论证)为其灵性根基。

(二)浩气篇

中国知识分子，上自孔孟，下至新儒家，均执着于“浩然之气”与“独立人格”的追求，“五四”前后出现的中国神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吴耀宗为上帝使命及社会道义，敢于“不避刀锯”，先知般指责他当时的社会政治黑暗，从而成为第三世界政治神学之先驱。赵紫宸则呼唤国人的“人格重塑”及教会领袖的“人格重塑”。

(三)笃行篇

中国教会将信、知、行三者合而为—，相互作用。明代天主教三杰称神学为“天学”及“实学”。谢扶雅将中国神学特点归结为“道”或“行”；贾玉铭则主张信、知、行三者的有机统一。既要防止“因信废行”的谬误；又要防止将基督教伦理化的偏颇：这是以伦理为氛围的孔子故乡，对神学的两方面的挑战。

(四)虔诚篇

中国人认为：“宗教心”是人类一种无可抗拒的“安心立命”的情绪。中国一些理性很强的神学家，几乎都有过某种神秘经验。但中国人的思路却又不是“一去不复返”，而是在此岸与彼岸之间“回还往复”。密契与服务，被中国人看为“互为表里”。在人被“物化”之时，则又追求那超越的、隐藏于上帝的“孤独”，此之谓宗教哲学上的“超世”。

(五)厚德篇

大地厚德，滋生荷载万物。天主教在神学思考中十分专注上帝的爱之属性及其深度与广度，乃至升天之基督对人间一切差别的超越。中国教会与全民族同受苦难，从而进入“大祭司”角色，这是中国基督教能以存留至今的根本条件和依托，亦是她进人厚德与普爱的一种超升。

(六)真体篇

五十年代之前的中国基督教，医院、学校、福利事业很多，极重视教会的功能，却忽略了教会本体的、真体的建立，这是体与用的颠倒。“办好教会”的种种努力，首先重在体的建立。中国教会进入“宗派后时期”有许多原因，最深沉的是中国文化的“中”、“和”思想。而其结果则又是肢体相互为用的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遵循“愈民族化，愈普世化”的原则，中国教会正在神学、解经、艺术等方面开拓并发展其自我，建立其真体。当前的种种努力，同样在于让基督真正成为中国教会的元首，让教会成为教会，成为基督的真体。

（七）归返篇

中国人的祭祀观，其实际意义是“报本”、“返始”与“归回”，这有助于理解并进入基督徒宗教生活及灵性生活的真谛。现代人的困惑，是一种心灵的“无家可归感”，从而寻觅一个“精神的家园”；现代化及后现代化的物质丰富，均不能满足这一心灵的饥渴。万有本于上帝，倚靠上帝，最后归回上帝的总趋势将无法逆转，尽管“首先”和“末后”之间，并非是一条直线。

注释：

（1）《周易》亦称《易经》，翻译为“Book of Changes”不甚贴切。最好按其三义作出必要的说明：“简易”(simplicity)；“变易”，日月为易，推移变化（changeability）；“不易”(unchangeability)，这是指自然、人生与历史规律的不变而言。《周易》成书于文王（约公元前1171一1122），距今3000余年，是中国的第一部经书原典。

（2）孔子语，见《论语》第七章。

（3）《约翰福音》1：14“道成了肉身”的“成了”有“穿上”的意思。

（4）中：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和：和谐，协调，相安，相生。

（5）“五·四”运动：1919年中国青年为抗议签订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而掀起的—场运动。

（6）赵紫宸：(T.C.Chao)中国著名神学家、神学教育家。

（7）天演学：即达尔文的进化论。

（8）赵紫宸：《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

（9）老子，道家思想的发韧者，生卒年不详，略大于孔子。

（10）贾玉铭：新教福音主义神学家、神学教育家。

（11）谢扶雅：(Hsieh Fuya)：宗教哲学家，晚年对中国基督教本色化及中国神学之建设，颇多发人深省的思考。

（12）吴耀宗：(Y．T．Wu)第三世界政治神学的先驱。

（13）景：意为福祉、光明。

（14）也里可温：蒙古语，意为“有福之人”。

（15）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人。元代虽有天主教传教士约翰·孟特高维诺（John of Monte Corvino）于元成宗时来华，但影响不是太大，故本文以利玛窦等来华作为第二次。

（16）鸦片战争：1840年因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引起的中英之战，以中国的失败告终，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17）非基运动：反对基督教的运动，1922年由当时的激进青年发起。

【作者: wangweifan】【访问统计:】【2006年08月14日 星期一 08:36】【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