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藩的神学言说

廿一世纪对中国古代生生神学之召唤

                                      

廿一世纪对中国古代生生神学之召唤

汪维藩

 

中国文化最古老最久远的源头，是蕴藏在三千年前成书的《周易》里的刚健自强精神。《象传》（1）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刚健而永无休止，君子应以这种精神自强，永不止息)。西周以及尔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13一11世纪)，我们这个民族的先民，正是以这种刚健自强精神，走过了一条血与火的历史道路。这一时期青铜器上所镌刻的那种充满力度与威严的兽像、线条，便是这种刚健自强精神在当时审美观上的反映。明代中叶以后的中国，才逐渐丢失了这种精神。另一源头，是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学说及五行相生观念，如木生火，火生土等等。某些学者甚而认为，周朝之前的夏代(约公元前21C一17C)已经有了这些观念。“刚健自强”精神和“阴阳五行”观念，均体现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先民对动态的而不仅是静态的宇宙、历史、人生的一种直观与领悟。这也就是那“生生不已”精神。

唐代景教是于唐贞观9年(公元635年)，由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传人中国。当时阿罗本的主要使命是“翻经书殿，问道禁闱”（2），即在皇家的书殿里翻译基督教经籍，在皇帝(唐太宗)的内宫里和皇帝谈道，从而获得了传道的许可。但将基督教信仰放在当时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进行神学思考的，却是生在中国的叙利亚人景净。景净并不姓景，以景教之“景”为姓，说明他是景教僧侣，正象佛教和尚以“释”为姓一样。一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781年，以下简称《景教碑》)，除历史记叙而外，基本上就是景净的“神学论文”，中国基督教最早的一篇神学论文，其中吸收了易经、“阴阳五行”学说、老子及孔子思想。一篇千余字的碑文，涉及诗经、尚书、易经等古代典籍上百处。敦煌石窟中被发现的景教文献（3）中，有属于教义和神学的文章。多数文字远不如《景教碑》雅致，但明显看出其中也吸收了当时的传统文化思想。

景教的“景”字，究为何义，各家见解不一。按字面解，“景”有“日光”、“光明”、“高”、“大”、“崇高”、“吉祥”、“祥和”、“福祉”等义。如选择其中的“吉祥”、“福祉”，则和蒙古人所信的“也里可温”(有福之人)同义，且二者可能均来源于叙利亚语“迭屑”(Tersa the Blessed)。从西安向西倒溯，先是发现景教文献的甘肃敦煌，而后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新疆和田。在阿罗本经和田向中国中土传教之后，被誉为“着了火的教会”(a church on fire)的东方教会，无疑会从和田将基督教传人当时属中国北部辽阔地区的蒙古。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景教教士被逐，从而深入蒙古，也有可能。甚至可以猜想，将景教经籍藏于敦煌石窟的，可能也就是这些景教教土。因为离开长安(今西安)后丝绸之路的第一大站，便是敦煌。据历史记录，蒙古三个部落中，北部的克烈(怯烈，Kerait)、汪古(雍古，Ongut)，11世纪已经整个部落信奉基督教（4）。成吉思汗(1162—1227)是不是基督徒，很难确断。尽管他自许为“上帝之鞭”，但这里的“上帝”可能是基督教的上帝，也可能是萨满教的“最高神”。不过，成吉思汗的侍臣镇海(Chinker，Cinqai)确实是个克烈部的基督徒；成吉思汗的家族也与克烈王女通婚，从而可能使基督教成为成吉思汗家族的信仰。这样我们便可以将贵由大汗（5）、蒙哥大汗（6）、元世祖忽必烈（7）等人的书信、言行中所包含的神学素材，同景教碑、敦煌文献、乃至后来的《镇江大兴国寺记》（8）作为同一个神学倾向进行研究。而这一倾向的神学的点则为一个“生”字，包括上帝的创造生命、维系生命；基督的拯救生命、成全生命；以及人的保护生命，扶持生命，直到个人修养上的自强不息，生生不已。这同明末以降的后世基督教神学迥异。正象中国人需要寻觅那失去的刚健自强精神一样，中国教会需要寻觅那失去的“生之神学”或“生生神学”。

《景教碑》的上帝观，突出其静、动两面。就其“静”而言：

常然真寂(永恒不变，寂然不动)，先先而无元(在一切初始之先，本身却无初始)；沓然灵虚(深远莫测，无形无像)，后后而妙有(在一切终极之后，却又依然奇妙地存在)。

就其“动”而言：是

总玄枢(掌握统揽精神性的宇宙本体或奥妙的枢纽)而造化(进行创造或造物之工)。

这一造化之工，具体说来就是：

判十字以定四方(藉一个十字形将空间分为四个方位)，鼓元风而生二气(鼓动乾元之风或生生之风，按即圣灵，生出阴阳（9）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黑暗与光明交替，将天和地分开，按这里的“天”应指sky)，日月运而昼夜作(太阳和月亮运转起来，使出现了白天和夜晚的运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创造制作万物，然后就创造了人类的始祖)。（10）

在此，景净巧妙地吸收了《周易》的生成论，“太极”（11）的矛盾共生共存及其相互转换思想，来为《创世记》第一章记载的上帝创造之工作出了具中国文化特点的神学注解，突出了一位动态的生生不已的上帝。

故尔，蒙古人称上帝为“长生天”(Ever-generating God)，并于书信起头写上“长生天气力里(哩)!”“气力”即力量、能力、大能。在蒙古族历史上，“长生天”观念可能出现较早，但在皈依基督教之后，便用以指一位“永生的上帝”。就其静态来说，是一位“永存的上帝”(An Ever-1asting God)；就其动态来说，是一位“永远创生的上帝”(An Ever-generating God)。而这位上帝的大能与力量，则是人类自强不息、生生不已的源泉，这就是蒙古人的“天力说’，蒙古人打到东欧之后，教皇来信指责，贵由大汗（12）于1247年交柏朗嘉宾带回教廷的信中有言：

尔等居住西方之人，自信以为独奉基督教，而轻视他人。然尔知上帝究加恩于谁人乎?朕等亦敬事上帝，赖上帝之力，将自东徂西，征服全世界也。朕等亦人若非有上帝之力相助，何能成功耶?

最后盖上玉玺：“上帝在天，贵由汗在地，上帝威棱(依靠上帝的威严与权能)，众生之主之印(众多生灵之主的大印)”。这就是倚靠天力之助，有所作为的一个剽悍勇武民族的基督教神学思想。

《镇江大兴国寺记》（13）同样将《周易》、“阴阳五行”观念运用于神学思考，得出了一个中国基督徒的上帝观：

教(也里可温、景教)以礼东方(向东方崇拜、敬拜)为主，与天竺(印度)寂灭之教(佛教)不同。且大明(太阳)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木(五行中的“木”在东)，主生(东方的木是掌管生命的象征或缘出)。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运转、运作)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繁殖、繁衍、昌盛、兴旺)，一生生之道也(由于有一位生生不已的上帝)。故谓之长生天(Ever-generating God)。

这和《景教碑》中景净的神学思考相同：

东礼趣(趋)生荣之路(向东礼拜，奔走在生命与荣盛的道路上)。（14） 

从而将向东礼拜的仪式“内化”为一种人生理想和灵性实践的追求，以自己的自强不息，对人对物的保护其生命、扶持其生命、繁荣其生命，来作为一个基督徒追随基督的毕生之路。

上帝所创造的初人，按景净的描绘，是

浑然(浑厚)之性，虚而不盈(谦虚、谦卑而不自满)：素荡(质朴)之心，本无希嗜(欲望、企求、嗜欲（15）。

但由于“沙殚(撒但)施妄(施展其欺骗手段)”，人已经“积昧(愈来愈愚昧)忘途(忘却了归路)；久迷(长久被迷惑)休复(不再回头了)”。于是基督道成肉身，“开生灭死”(吞灭死亡，打开生路)；能事(大能的作为)斯毕(成就之后)，亭午(在正午的时候)升真(升天归回本原上帝)。这就成全了父神的创造与救赎之工：

乾(始生万物，创造万物之上帝)以美利(以生之、育之的美善之道，利益天下，使万物得益)，故能广生(所以能够普遍恩赐生命，扩大并恢宏生命)；圣(圣者，指基督)以体元(体贴、体现上帝的旨意)，故能亭毒(所以能够成全生命、完善生命)。（16）

而作为被上帝所创造，为基督所救赎的人，则应以“生”为“大德”（17）(以保护生命、维系生命、供养生命为最大的德行)，以“生”为“至善”（18）(以保护生命、维系生命、供养生命为最高的善行或善的品德)。(《周易》)的“仁”和后来孔子主张的“仁”并不相同，它把“仁”看为“草木之仁”(即草木的果仁、种子)，看为“生之始”（19）；以“仁”为生的开端，所突出的仍是一个“生”字，不同于孔子从人伦、伦理出发讲“仁”。

忽必烈是个基督徒，大概是毋庸置疑的事。这不仅由于他母亲海迷失皇后和他哥哥蒙哥大汗均为基督徒；更由于有马可波罗的证实。据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载，复活节那—天，大元皇帝(世祖忽必烈)要把包含“四福音”在内的那本圣书取出来，率领皇室及朝中基督徒对圣经献香、亲吻、行礼（20）。托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请求罗马教皇派一百名教土来阐明教理的，也正是忽必烈（21）。只不过，忽必烈仍和其父辈一样，只将也里可温(即景教)作为王室信仰，而没有奉为国教。忽必烈立身、立国、治军、治政的根本，是“仁爱”（22），即以《周易》之“仁”为根本的、突出“生民”(让人活下去，活得好一些)观念的景教神学思想。

统—战争期间，他告诫诸将“毋妄杀”（23）(不得随便杀人)。即位后，对犯罪应死者，忽必烈命令“重加详谳”（24）(重新仔细审查定案)。甚至他自己下令诛杀的，也要求“卿等宜迟留一二日，复奏行之”（25）(大臣们要推迟—两天，然而再请示皇上是否执行死刑)，以防自己在发怒的情况下“滥及无辜也”（26）(把没有罪的人随便杀掉了)。其所以如此慎重，是由于“人命至重也”（27）(人的生命是最最宝贵的)。每逢旱灾、洪灾、虫灾、盗灾等等，忽必烈总是用官粮救济百姓，或以低价卖给百姓，或减免其赋税。而其指导思想，则是“重困吾民，民何以生”（28）(深重的灾难加在百姓身上，百姓怎么能活得下去呢？)总之，以上天“好生之德”（29），生民(以上帝爱护生灵之德，爱护百姓的生命)，这就是元世祖忽必烈颇具景教(也里可温)神学特色的仁爱观。

景净很称道“景门”(景教)的“依仁施利”（30）(根据“仁”的原则，也就是“生民”的原则进行布施、施舍)：

馁者来而饭之(将饥饿的人找来给他饭吃)，寒者来而衣之(将寒冷的人找来给他衣服穿)，病者疗而起之(治好生病的人使他康复)，死者葬而安之(给死者安葬，让他安息)。

并认为能够这样做的人，才算得上一个行为美好的景教僧侣或信徒。对景教徒，特别是景教僧侣，景净提出下列为人的要求：

不畜臧获(不养畜战俘，男称臧，女称获)，均贵贱于人(对人不分贵贱，同等对待)；不聚货财(不积蓄钱财货物)，示罄遗于我(对自己一无所留，不留下一点为自己)。斋以伏识而成（禁食或戒荤以真心诚意，而达到“斋”的真正目的)，戒以静慎为固(守戒、防备试探，藉安静、宁静、慎重、儆醒，以达到守戒之牢固或固守己心的目的)。……七日一荐(七天一次礼拜)，洗心反素(目的在于洗净内心的污染，以恢复它的素朴与单纯，归反或反其朴质与素朴)。

赵璧础称之为“信仰实践之三大特色：舍己求大众利益，律己励个人心志，敬虔致他人幸福和自我更新”（31），诚哉斯言。

景教文献《序听迷诗所经》（32）将基督徒信仰生活归结为“事亲”与“济世”两点。又将“事亲”扩大为“事天尊(上帝)”与“事圣上(皇上)”：

此三事(这三种事奉)，一种先事天尊，第二事圣上，第三事父母。为此普天在地并是父母(大概是说：天上的上帝，地上的帝王和自己的双亲均为父母，这是基督徒的三种事奉)。

上帝既是父母，且大于父母，故应以事奉双亲之心事奉上帝，并将事奉上帝列在首位。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神学的影响，即从人伦推出天伦，而不是从上帝论导出基督教伦理。关于“济世”，该书是这样说的：

受戒人(受过洗的信徒)向一切众生(对所有的人)，皆发善心(都发出善心)，莫怀睢恶(不要怀恶念)……见弱莫欺他人(碰到弱者，不要去欺负他)；如见贫儿(如果看见穷孩子)，实莫回面(实在不应该转脸不顾)；及宛家饥饿(至于贫困的人家没有饭吃)：多与食饮……(要多给一点食物和汤水)；见人无衣(看到有人没有衣服)，即与衣著(应该立即给他穿的戴的)。

实际上仍是“生民”思想对基督徒的“德”与“善”的要求，并以事奉—上帝为其前提。

 

还须再强调一下，研究唐元时期的汉蒙生生神学时，务必寻回那中国基督教已经失去了

的“自强不息、生生不已、借助天力、有所作为”的精神；而要达到“济世”与“自强”的精神境界，则又必须在灵性修养上做到“无欲”、“无为”、“无德”、“无证”，这是另一部敦煌文献《志玄安乐经》（33）所提出来的“法”(法则)与“道”(道路)。“志玄”可能是指默想、沉思之类的灵修生活：“安乐”则指心灵深处的平安、喜乐与安息。这是一部灵修书，而且是出自东方教会的一部灵修书。就汉文文笔之流畅、优美、典雅看来不是一本译作；著者可能是一位熟稔中国文化的景教僧人，也可能就是景净。至若灵性之深度，至今仍可作为中国基督徒的借鉴。作者虽然吸收了某些道家乃至佛教的语言和句法，但其灵性(Spirituality)则是基督教的。

有关心灵安息的“四法”或“四道”是：

“一者‘无欲’。所谓内心有所动欲(动了欲念)，求代上事(谋求取代别人的尊荣高位)，作众恶缘(成为众恶的内因)，必须制伏。……是故内心行‘无欲’之法(所以内心要遵循‘无欲’的法则)。

二者‘无为’。……外形有为(有了外在的行动)，营造俗法(按照世俗的办法为自己钻营)，唯在进取(一心想有所得，有所获)，不念劬劳(不顾自己的疲惫劳累)，于诸善缘(一切行善的动机和念头)，悉皆忘废(全部被忘记、被抛弃)。是故(所以)，外形履‘无为’道(外在的行动应走在‘无为’的道路上)。

三者‘无德’。于诸功德(对于所做的许多善事)，不乐名闻(不喜欢为自己扬名)，常行大慈(常做一些爱人如已、大慈大悲的事)，广度众类(广泛救助各式各样的人)，终不辞说(却始终不吹嘘、不夸耀自己)……是名‘无德’，(这就叫“无德”)。

四者‘无证’(无须思辨论证)，于诸实无所觉知(对现实世界的许多事，不凭感官与理智去认识判断)，妄弃是非(不去计较是非)，泯齐德失(把得失置之度外)，虽自在(虽然自己存在于人间)，道然虚空(却又十分超脱，似乎并不存在)……遍见众缘(看遍一切是非因果)，悉通达(全都一目了然)，于彼觉了(对那些已经看透)，忘尽无遗(便都忘得干干净净)，是名‘无证’(这就叫‘无证’)。”

这最后一点，实际上就是保罗所说的：“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林前2：15)，他能洞察了悟一切，却又不被是非得失所胶着。

总起来说，这里的“无欲”是指排除恶念私欲；“无为”是不为个人蝇营狗苟；“无德”是不求美名、不求盛誉；而“无证”，则是超脱是非、得失之后，对宇宙、对历史、对人生的了悟。这是“生”的根基，是“自强者”与“济世者”藉以得力的“生”之源泉。

任何一个民族想要振兴，都必须从它的传统文化中找到那赖以振兴的精神。就中国而言，它需要那种蕴藏于《周易》的刚健自强精神。这种精神所形成的“生生神学”，及其生民、济世、无欲、无为等灵性追求，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自强而不凌人欺世，昌盛而不忘济世生民，致富而摒戒贪欲与罔法，这是中国古代基督教神学可以贡献于2l世纪中国，并有助于民族精神重振的一份礼物。

(本文为《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的首篇——《生生篇》，作于1995年)

注释：

（1）《象传》：传说为孔子所著，意在阐述《周易》64卦的“卦象”。

（2）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指东罗马，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均在其范围之内。

（3）景教文献于1908年在敦煌石窟中被发现。对中国基督教及其神学研究来说，几乎和“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的被发现相似。

（4）见朱谦之《中国景教》(1993)。

（5）贵由(1246—1248在位)，成吉思汗之孙。

（6）蒙哥(1208—1259)，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1251年即位。

（7）忽必烈(1215—1294)，蒙哥之弟，1260年即位。

（8）大兴国寺：也里可温教堂，1278年为蒙古人薛里吉思所建，在江苏镇江，今已不复存。

（9）阴阳，宇宙万物的总符号。指地天暗明，水山，女男，夜日，阴晴，死生，祸福，降升等等。

（10）创造万物，景净用的是“匠作”，有如制作一般事物；创造人，则用“立”，以示人高于禽兽、高于万物。

（11）太极的“极”意为极至，非指终极。

（12）贵由大汗(1246—1248在位)，称定宗。当时蒙古大军已经打到匈牙利，教皇来信指责，贵由复函申斥。

（13）“大兴国寺”为镇江长官薛里吉思于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所建。《镇江大兴国寺记》的撰写者为汉人梁相。

（14）（15）（16）见《景教碑》。

（17）《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

（18）《易·文言》：“乾，元、亨、利、贞”；“元者，善之长也”(是最大、最高的善)；“生为善，杀为恶”。

（19）《易·文言》：“仁，即草木之仁，生之始也。”

（20）《马可波罗游记》。

（21）见《马可波罗游记》。

（22）（23）（24）《元史》卷四。

（25）《元史》卷五。

（26）《元史》卷八、卷十二。

（27）《元史》卷十四。

（28）《元史》卷十七。

（29）《尚书·大禹谟》。

（30）见《景教碑》。

（31）赵璧础：《就景教碑及其文献试探唐代景教本色化》（1988）。

（32）“序听”，日本学者羽田亨和佐柏好郎认为是“序聪”之误，序聪，唐音“耶稣”之音译。“迷诗所”为“迷诗诃”之误，实为“弥赛亚”（基督）。故书名应为《耶稣弥赛亚经》或《耶稣基督经》(Book of Jesus Messiah)。

（33）《志玄安乐经》，日本学者佐柏译为“The Sutra on Mysterious Rest and Joy”；慕稼谷(A.C.Moule)译为“The Book Devoted to Hidden Peace and Joy”。

【作者: wangweifan】【访问统计:】【2006年08月12日 星期六 09:58】【 加入博采】【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