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神学思考之特色(下)
谢扶雅进而认为:“中国本位的系统神学,不必效西方那种次序……可以首先捧住耶稣基督,而后推至由他启示出来的父上帝”(52)。
返顾中国老一辈神学家,几乎无一不是以人子基督为中心,尽管各人认识并接受这一位“人子”的路径不同,角度不同,方位不同,层面不同。早期赵紫宸已断言:“基督教的本质是基督的生命,是一种和基督认同的心态(53)。当年,中国基督教曾有过所谓“个人福音”和“社会福音”之争,但在基督的救赎大功上,赵紫宸在他第一篇文章里已经指出:“个人的得救和社会的救赎是息息相关的”(54)。而在作为赵紫宸信仰纯化、深化的牢狱生涯中,他“默默地想耶稣基督的死,为何作成了拯救人间的救法”。他“再也不敢自傲,要想圣经怎样说”(55)。他认定;基督教“所特有的贡献是基督,与基督特殊的宗教经验”(56)。吴耀宗接受基督教,正是在于接受一位救主基督,也正是这一位救主基督;主宰了他的一生: “他把我俘掳住了,使我不能够逃脱”(57)。徐宝谦的皈依基督,并非由于基督教的神学与信条,而是由于耶稣的人格,耶稣的完全圣洁,无我精神和他的爱。但徐宝谦没有停留于这一人格层面上:“阳明与耶稣,有一点是不同的,即所谓自力与他力的问题……世上的人,都是罪人,欲求救渡,必须有超自然超人的力。人之不能自救,正如人之不能自举其身一样”(58)。吴雷川同样认为:“耶稣的人格,足以救人,救世。他的教义是个人的福音,更是社会的福音”(59)。至若基要主义神学家贾玉铭的神学观点,更是集中于神在基督里的救赎,与作用于信徒的“救恩的实际”。他认为:救恩的惟一基础,“端在于基督一身的履历(指基督的生、死、葬、复活与升天——笔者按),乃以基督即救恩,救恩即基督,基督教即基督自身的生命、生活、履历与事工”(60)。但贾玉铭又不是一位绝对的“个人福音派”,对他来说,救恩的范围是相当大的,甚至大过所谓的“社会福音派”:“基督教救恩亦不仅为救个人,亦是为复兴万物,救拯世界……凡万物因亚当的影响所受损失,俱可在于基督的救恩而收复。更有关于天地万有的救恩,将见宇宙内万有皆归于一,天地焕然一新(61)。
中国神学当然不是不讲上帝,而是侧重于基督所启示的上帝。有一本书名叫《没有人看见过上帝》(62),初版于1943年。这一书名曾经引起某些误解,其实作者所要说的是:“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63)。丁光训主教说过,我们的基督论并不徘徊于基督的神性人性问题,它引领我们进而认识上帝的基督似的性格。在基督里,我们知道上帝不是强暴的工头,而象何西阿告诉我们的那样,他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他放松我们口上的嚼环,俯身喂养我们。上帝的根本属性……是他的爱(64)。
中国神学当然也不是不讲圣灵,而是侧重于“基督的灵”,侧重于“刺透我心深处,教我服耶稣……不得不降耶稣”(65),侧重于“圣灵如剑似刀斧,剖开灵魂与筋骨……我灵赤露主光中,按主形象任雕塑”(66)。总之,“从探讨上帝的创造和圣灵在教会、在世界,在历史中的运行,中国基督徒进而把自己的思想建立于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督论的基础上”(67)。 英文的Chrlstology,既可译为“基督论”,亦可译为“基督学”。晚年的谢扶雅从中国文化传统出发,宁可选用“基督学”,意指学习追随基督的实践行为:
圣灵只有一位,而所给各民族,各个人的恩赐不同。西方“两希”时代所产生的Christology是基督的神学或哲学,在中国快将产生,已有阵痛预报的基督学,则是“学习”追随基督的实践行为。中国的基督学,将不感兴趣于信经教条之争辩,教会宗派之骈生。它必然超越西方天主与复原两大教派及其下的分支,它亦必超越所谓基要派与近代派之纷争。我们的基督学,乃是直探神而人,亦人而神的耶稣基督,而追踪寝馈于其生平(68)。
然而谢扶雅并没有把“直探耶稣”局限于行事为人的仿效,而是认为: “中国本色神学……与其用西洋哲学方法去探究和造成,无宁从密契的通路悟入”(69)。
近四十年来,中国教会和中国信徒确实在跟随基督、效法基督的道路上,从基督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们所认识、所追随的乃是一位“为仆人”、“为祭司”的人子基督。作为仆人,“神的儿女要将自己真正地放在人民中间,活出基督的生命来,真诚地服事好这世代的人”(70),“三十年前,他之所爱不过数人,数十人……而今,似乎相忘,却各自优游于亿万人的洋海之中,源于基督的舍己之爱乃得默然流注,涌溢有如川流,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了跟随基督的‘加利利海之滨’,找到了同样是废寝忘食服事众人的效法基督之路”(71)。作为祭司,中国基督徒是通过十年浩劫进入的一个真理:“‘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对于我们是何等宝贵的信息!……教会作为祭司,正如当年在会幕中,在圣殿里一样,一方面面对着至圣至善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真是战战兢兢,一方面又是站在千百万同胞弟兄的前面,代表着他们的祝祷、奉献……而要尽到这一职责和托付,只有当我们凡事与我们的弟兄相同,才能在上帝的事上,成为称职的祭司”(72),“三十余年来,中国信徒同自己的人民寻道,经历了共同的痛苦与欢乐,忧伤与慰藉,困惑与希望,软弱与刚强。他们已不再游离于人民之外,而是列身于人民之中,怀着对自己同胞的骨肉之情和对自己民族的依存之感,重新面对上帝”(73),“大祭司的使命,不是使上帝与百姓疏远,不是使百姓招致上帝的烈怒,陷于上帝的惩罚与责打之中,而是使百姓能以在上帝面前得蒙悦纳,不惜为此用自己的痛苦换来百姓的平安,用自己的伤痕换来百姓的医治”(74)。而这,正是谢扶雅所期待的“基督教中国本色化”的过程:
所谓基督教中国本色化,并非唐代的景教那样,拿佛语和佛义来传译基督的教理,更非使耶稣基督中国圣人化,却是要道道地地的中国人,禀有本国真正传统的中国人,学做耶稣基督的真门徒,而不是模仿西洋基督教而作一个洋化基督徒。……我敢说,如真欲基督教在中国有前途,首先必须培育能与中国人士心灵相通的一批中国本色基督徒(75)。
中国教会对教会论有过长足的深思,因为它曾经历历史的巨变,并且这种深思首先是把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来思考,把教会论作为基督论的延伸。所以中国教会很注重教会的“宗教本质”,即教会之“体”。赵紫宸所认为的“本色教会”或“中国化的基督教”,包含着两点“根本的承认”,其中之一就是:“基督徒清彻地承认基督教虽层层包藏手西方教会的仪式、教义、组织、建筑之中而几乎不见其真面目,却有一个永不磨灭的宗教本质”(76)。在教会观问题上,首先是“体与用”的关系问题。五十年代之初,赵紫宸痛感于中国教会只讲用不讲体的“无体之用”:
有形有式的教会,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底,就是基督,就是教会的体,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贯注在信徒的团体之中。若是教会只是形式,只是现象,只是人所组织的,那末就与青年会、红十字会一样。……若教会果然是这样,教会便名不符实,不是基督的身体,上帝亦不能住在人手所建筑的圣殿里。……教会因此以耶稣基督为体,以永生上帝之子为体,与一切人所组织的机关团体不相同。体有二义:一是形体之体,指信众有形的结合,一是身体之体,指基督永恒的真在……中国人明白形体之体,不了然于本体之体,所以看教会往往以为是一个人手所造的组织,解铃系铃,均在人手,因而无有知解(77)。
故尔,1949年以后,中国教会“放弃了所有教育、医务、慈善单位,这正是个大的释放……今天我们发现,教会正在一个不大的规模上完成四个方面的使命,崇拜,牧养,关心人们的祸福,做见证。从某种意义上说,教会是失去了权力,但正因为这样,福音传得更好。事实说明,耶稣基督的福音通过教会的贫困和软弱,显示出更大的力量(78)。
其次,是教会的“永恒性和历史性”问题,即其“圣性与可污染性”问题。五十年代初,中国教会曾有过一次关于《圣洁没有瑕疵》一书的辩论。作为永恒的教会,她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但作为历史中的教会,她始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所以,基督总是“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启己,作个荣耀的教会,……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79)
永恒的教会必将有如“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侯丈夫”(80)。但在历史过程中的教会,却又要不断洗净,成为圣洁,这一洗净过程,也正是教会在历史中不断进行自我改革的过程。
再次是“一与多”的问题,也就是教会的“身体与肢体”问题。贾玉铭早在1921年就曾预言:
中国人对于宗教,素抱一种齐物观,如儒释道之教理,虽迥然有别,然终能调和,使合而一。此种调和性,对于中华基督教会前途不无关系。……将来我主之羊“归为一群”之实现,殆自我中国始,而以中国基督教会为合一的先声(81)。
中国教会于五十年代实行联合礼拜,从而进入“宗派后时期”,正是成全了老一辈神学家的预言和心愿。然而这一种联合或合一,又不同于划一和一律,诚如谢扶雅所说:
西方基督教受了西方排他性的暗示,致使各宗各派互相倾轧而不相容。中国儒家崇奉“大同”,大同不等于统一(Unity)或一律(Uniformity),大同小异,深知“大同”必与“小异”相连。我们不以“异”之“小”而抹杀它,亦不以“同”之“大”而拿来吞没一切(82)。
这和赵紫宸所倡导的“用爱心建立团契”如出一辙,赵甚而以之为中国教会进行改革的口号与祈祷,犹如路德改教以“因信称义”为旗帜那样(83)。这些正是1958年中国教会进入“宗派后时期”的神学先导。
复次是教会的“普世性和特殊性”问题,或“普世性与民族性”问题。在这一神学问题上思考最多的,当推丁光训主教。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在八十年代重新列身于普世教会之林的神学思考:
可以说,任何地方或民族的教会有两极,它的普世性和它的特殊性,我们对两者都应当具有敏感……耶稣基督内涵的宝藏要全部开发出来,还得要让各个文化背景的基督徒都来投入才行……教会普世性就存在于众多地方教会的特殊性之中。地方教会就是教会的普世性和种种文化的特殊性相结合的所在……教会的公性就它的广度来说包括整个世界一切地区的教会,就它的深度来说是把基督教信仰同一切文化中相遇的成果集中拢来。这两个层面的公性今天仍然是在实现的过程中(84)。
当地教会与普世教会的相通,对教会的自我实现是必不可少的,但教会的地域性观念属于新约的教会观,普世性是通过民族性来实现的。普世性只能作为无数具体的、特殊的基督徒集体的总和而存在。地域性、民族性和特殊性是普世教会本质的标记,不是可有可无的(85)。
最后,是教会的“生与死”或“死与生”。基督的身体如何从死里复活,教会也必如此经历:“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林前15:43)。这是中国教会在漫长的历史曲折之中所领悟的一个真理:
通过死亡达到生命,通过痛苦达到欢乐,通过软弱达到刚强,这不但是基督的经历,这也越来越成为我们亲身的经历。我们作为教会,作为信徒,这三十年来的经历都叫我们更加相信复活(86)。
综上所述,中国教会的上帝论,圣灵论,乃至教会论,无一不是由基督论推演或延伸而来。这一特色,与其说是由于神学原因,无宁说是中国文化之传统使然。
(四)
旧约藉以预表基督的有四个职分,君王、先知、祭司与仆人。但在福音书和书信中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的职分,主要是仆人和祭司。他的君王职分已经突破了犹太教的框框,用被钉于十字架的受苦受死对君王职分作了新的解释(87), 以其献上自己为赎罪祭的祭司职分代替了他的君王职分。他的先知职分,主要体现于对法利赛人和撤都该人的申斥,但他大量的所言所行,则又体现为服事人的“仆人”和将上帝的宏恩带给人类的“祭司”。 “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88)。这是探求中国教会70年来神学特色的一把钥匙。换言之道成了肉身作仆人,作祭司;-这就是中国教会探索、认识、体验并实践的神学中心与特色之所在。
最后,拟借用陈泽民牧师的一段话,作为全篇的结语:
我们越来越明确地看到我们所肩负的使命,看到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的信心不是向后看,不是对教义的形式做咬文嚼字的解释,因那只会造成分歧,带来怀疑。我们应当凭着信心向前看。三十年来,我们已经摆脱了过去缠累我们的宗派主义的重担,我们已经认识到要和祖国人民和我们的民族,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这是见证福音的最重要的条件。
在神学思想上,我们开始找到一条互相尊重的,即超脱过去所谓新派和旧派或“基要派”和“现代派”的分歧,适合我国教会和信徒灵性需要的道路。这条道路既能保持和发扬基督教的活力和生命力,又适合现代我国的社会条件,是有中国特点的道路或方向……我相信,上帝会用我们而且正在用我们来完成他托付给我们的时代的使命(89)。
附带说一声,本文写作时,研究科陈永涛同学曾帮忙搜集了不少资料,在此谨致谢意。
注释:
(1)“抗战时我在湘潭、邵阳之间赶路,夜色昏黄,两轿夫将停息打尖的前刻自言自浯地说:‘道路认识我们,我们却不认识道络!’这是何等富具哲学的深刻意义,不,简直带有基督徒的忏悔心情!”(谢扶椎:《巨流点滴》)
(2) 吴雷川:《基督教在中国的新途径》,《真理与生命》5卷8号。
(3) 赵紫宸:《今后四十年中国基督教教义神学可能的发展》,《金陵神学志》四十周年纪念刊,1950年。
(4) 同上。
(5) 赵紫宸:《基督教哲学·自序》,1925年。
(6) 赵紫宸:《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
(7) 徐宝谦:《反基督教运动与吾人今后应采之方针》,《生命》6卷5期。
(8) 吴耀宗:《三十年来基瞥救思潮》,《新坛》,1948年7月。
(9) 赵紫宸:《今后四十年中国基督教教义神学可能的发展》,《金陵神学志》,1950年。
(10) 贾玉铭:《神道学》,1921年初版,1949年第7版。
(11) 谢扶雅:《巨流点滴》。
(12) 同上。
(13) 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986年。
(14) 贾玉铭:《神道学》P35,1921年。
(15) 贾玉铭:《神道学·中国基督教》836。
(16) 同上。
(17) 徐宝谦:《耶稣基督的优越点》。
(18) 同上。
(19) 谢扶雅:《<巨流点滴·哲学沉思时期》。
(20) 同上。
(21) 谢扶雅:《巨流点滴·社会倾向时期》。
(22) 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
(23) 同上。
(24) 贾玉铭:《中国基督教》,《神道学》第5章,1921年。
(25) 谢扶雅:《中华基督教与明日世界》。
(26) 吴耀宗:《基督教与唯物论——一个基督徒的自白》,《大学月刊》,1947年7月。
(27) 《乐献我躬歌》,《赞美诗(新编) 》第353首,1982年。
(28) 吴耀宗:《论修养》,《天风》1945年12月6日。
(29) 同上。
(30) 吴耀宗:《自我的解放》,《天风》1945年6月30日。
(31) 同上。
(32) 丁光训:《先进的吴先生》,《回忆吴耀宗先生》第87~102页,1982年6月。
(33) 吴耀宗:《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引论》,1943年11月初版。
(34) 韩彼得:《从哥林多前后书看属灵的问题》,《从天上来的异象》,1955年。
(35) 李荣芳:《属灵与现实生活可以割裂吗? 》,《天风》1955年12期。
(30) 陈淑虔:《现实与灵性的关系》,《金陵协和神学志》1957年6期。
(37) 徐如雷:《圣经是否否定人的价值? 》,《金陵协和神学志》1954年2期。
(38) 同上。
(39) 黄培永:《你们是上帝的殿》,《天风》1954年16期 。
(40) 孙鹏翕:《基督徒对世界宜爱赠分明》,《天风》1956年8期。
(41) 贾玉铭:《基督徒和世人的关系》,《天风》1956年14期。
(42) 秦 牧:《信的见证》,1955年。
(43) 唐马太:《信徒与世人》,《天风》,1956年14期。
(44) 刘清芬:《道成肉身的奥秘》,《天风》1981年5期。
(45) 蒋佩芬:《道成了肉身》,《天风》1982年5期。
(46) 丁光训:《三自再认识》,《天风》1983年2期。
(47) 毕咏琴:《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天风》1983年6期。
(48) 汪维藩:《中国教会的某些神学变迁》,《金陵神学志》(复)第2期。
(49) 沈以藩:《中国教会在神学思考中》,《金陵神学志》(复)第9期。
(50)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第11,12页。
(51) 谢扶雅:《我们要直探耶稣》,《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1986年。
(52) 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
(53) 赵紫宸:The Appeal Of Christianity to the Chinese mind。
(54) 同上。
(55) 赵紫宸:《系狱记》。
(56) 赵紫宸:《短评》,《真理与生命》卷二。
(57) 吴耀宗:Confucius and Christ: A Personal Experience。
(58) 徐宝谦:《阳明与耶稣》,《真理与生命》8卷8期.。
(59)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97页.。
(60) 贾玉铭:《神道学》。
(61) 同上。
(62) 吴耀宗:《没有人看见过上帝》,1943年。
(63) 《约翰福音》1章18节。
(64) 丁光训:《中国的神学群众运动》,《金陵神学志》(复)第4期。
(65) 赵紫宸:《圣灵歌》1931年,《赞美诗(新编) 》59首。
(66) 汪维藩:《圣灵运行歌》:1982年,《赞美诗(新编) 》62首。
(67) 丁光训:《中国的神学群众运动》,《金陵神学志》(复)第4期。
(68) 谢扶雅:《一个中国平信徒对新旧约的管窥》,《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
(69) 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
(70) 蒋佩芬:《合神心意的大卫》,《金陵讲坛》之一:《起来,与我同去》。
(71) 汪维藩:《中国教会的某些神学变迁》,《金陵神学志》(复) 第2期。
(72) 沈以藩:《作上帝福音的祭司》,《天风》1981年第1期。
(73) 汪维藩:《中国教会的某些神学变迁》,《金陵神学志》(复)第2期。
(74)同上。
(75) 谢扶雅:《巨流点滴·中国本色》。
(76) 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第1卷。
(77) 赵紫宸:《教会的体用与其必然性》,1946年12月出版.。
(78) 丁光训:《在中国为基督做见证》,《金陵神学志》(复)第1期.。
(79) 《新约·以弗所书》5章25一27节。
(80) 《新约·启示录》21章2节。
(81) 贾玉铭:《神道学》。
(82) 谢扶雅:《巨流点滴·历史综合时期》。
(83) 赵紫宸:《用爱心建立团契》,1950年。
(84) 丁光训:《三自为何必要》,《金陵神学志》(复)第4期。
(85) 丁光训:《在中国为基督作见证》,《金陵神学志》(复)第1期。
(86) 丁光训:《是主》,《金陵神学志》(复)第2期。
(87) 《新约·约翰福音》19章19~20节。
(88) 《新约·马可福音》10章45节。
(89)陈泽民: 《信心引导我们前进》,《金陵神学志》(复)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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