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藩的神学言说

让神学成为一门中国学问

                                      

让神学成为一门中国学问

 

                                  汪维藩

神学，是一门学问。

    但我们所学习、所研究、所传授的神学到底算不算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学问，恐怕很难  说。

    西方的某些学科名称是以-ics为词尾，如mathematics(数学)、Optics(光学)、electronics(电子学)等等。但-ics所表示的主要是“术”，不同于中国人所说的学问。所以，将 mathematics译为数学，反而不如译为算术来得准确。同样，西方另一些以-ology为词尾的学科名称，如biology(生物学)、psychology (心理学)、geology(地质学)等等，主要是一种“论”，亦不同于中国人所说的学问。

神学在英语词汇里，也是一个以-ology结尾的单词(theology)。究其希腊语词源，是对上帝及有关问题的一种谈论，一种论述，这当然也有别于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学问。

谢扶雅说过：

中国的“学”字，绝不等于西方的科学或哲学，亦不是指学说，却无宁是学习如何为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孔子心意中的“学”，主要寓有道德性，甚至宗教性的涵养在内，而绝不像西方那样专在取得知识……中国“学”字的内容，与其如西方人之求知，无宁在于立身处世。（2）

神学如果仅仅是纯粹的知识，如果仅仅是借助语言对上帝及有关问题作谈论与论述，那就不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学问。神学如果不含有道德性、宗教性的涵养在内，如果无助于立身处世、处事为人，那也就不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学问。神学，具有人文科学的某些特性。“人文学科赋予世界或人生一种意义……正是这意义，使人区别于一般动物，使人成为人，使得人成为具有自我意识、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的‘动物群’……人文学科研究的、探求的就是人生的、世界的、民族的意义。这种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要古老的知识，之所以在人成为人的起初就诞生，仅仅是因为人的存在需要证明，证明其属人的意义，证明其对动物的超越性。”（3）

太史公司马迁在谈到他的为学目的时，实际上也是给学问本身下了一个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定义，这就是：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

“天人之际”，是天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接与会通；“究”是深求穷极天与人到底如何相感互应。“古今之变”，是历史的变迁与变化；“通”，是博识通晓历史沧桑的变易规律。“成一家之言”，是提出独特的或独到的见解。这些，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学问。冯友兰很喜欢引用张载有关治学目的的一段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5）

“立心”，是为天地培植自己的良知、良心；“立命”，是为天下苍生而顺从天命，从上天接受一个服务生民的使命；“继绝学”，是继承已经中断或衰落了的先圣的学问；“开太平”，是为当世，为千秋万代，开创一个稳定、安乐的治平与盛世。这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做学问”。

    谈神学而不知上帝与人如何相感互应，而不知历史在上帝手中的变化规律，而不能提出   独到之见以指导今日之教会，而不能为天地、为生民培植良知、顺应天命，而不能继承先知    使徒传统，而不能为社会安定繁荣有所贡献，那就不是谈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学问”，也不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做学问”。

    中国学问被称为“大人文学问”，正在于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涵摄性，将天地、宇宙、自然、生态、社会、人的德行等等，“纳入了一个生生不已的复合互化过程”。（6）“就各家各派的典籍科别而言，跨学科、多学科和泛学科，甚至无学科，是中国文化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7）像中国传统学问这种大人文状况，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

孔子办学，只开6门课：礼、乐、射、御、书、数，史称“六艺”。“礼”是礼教，教育青少年知尊卑进退。“乐”是乐教，即音乐对性情之陶冶，使人知和求合。“射”是弯弓射箭，“御”通“驭”，指马术，二者既是体魄之锻炼，又是毅力之培养。“书”是历史，“数”是数学。“六艺”是大人文学问的涵摄性特点反映于学科设置的一种综合。中国历代大学问家，都是在这样一个大人文摇篮里被培养出来的。当前中国某些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恰恰在这一问题上闯进了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误区：“幼教少乐，少教短礼，青教乏诗”。（8）

从乐教到礼教，再至诗教，是一个人成长成才教育的必经之路。大学生的训练是“养性”，是学术上、精神上、思想上的训练。中学修身不足，大学养性也难。难怪不少大学生诗意不浓，而粗、浅、俗尤盛。（9）

学科设置愈分愈细，是不利于青年成长成才的又一误区，以至国家教委下决心要从今年起砍掉若干大学专业。

    神学距人文科学最近，但我们却不够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人文学问。我们的课程设  置基本上参照西方，分得很细；同时又不给学生以独立发展的时间与空间。一篇论文只在论述或谈论某一细节中之细节，凭这样的论文所取得的学位以及所摸索到的治学之道，不可能培养出中国式的学问家和神学家来。

    董桥就专业与学问的关系，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现代社会各行各业都注重专业知识，专业人员在市场上的身价虽然比过去要高，可惜知识越到尖端，精神天地越发狭窄，身心都困在专业的围墙里。入业愈专，去趣愈远，终致忘人忘我，生意消散，连人味都稀淡了，遑言自己专业里的“发明”!这是“专业”跟“学问”分家的悲剧。（10）

  把神学贬降为某种支离破碎的“专业”，并同中国学问的大人文精神日趋疏远，这是在酿造另一场悲剧。

    中国大人文学问的另一特征是其践履性，注重学者的主体人格修养和社会理想追求。李慎之说过：

    真正的中国学问还不是“记诵之学”，而是“践履之学”。（11）

“记诵之学”，意为只是死记硬背的所谓学问。“践履之学”，则是有待付诸实践，见诸实行，证诸经验和体验的一种学问。这种实践、实行、经验和体验，首先是在人格修养和社会理想之追求方面：

    大人文学问以人格修养为核心……人格修养和社会理想在有限与无限、现实与未来，此岸与彼岸之间进行无休止的践履和升华。（12）

神学分科分得愈细，专修专得愈窄，必然同那个人格修养之核心相距愈远。这是某些搞神学的人缺乏“内圣外王”（13）之追求与建树的重要原因之一。

怀有大人文学问的中国知识分子膺服或接受耶稣基督，每每是从景仰他的卓越人格开始，陈独秀、田汉、吴雷川、吴耀宗等等，莫不如此。（14）基督论或基督学是Christology的汉译，它离不开对耶稣基督进行论述或谈论的那个西方-ology模式。无怪乎谢扶雅认为：

西方所产生的Christology是基督教的神学或哲学，在中国快要产生已有阵痛预报的基督学，则是“学习”追随基督的实践行为。我们应该有中国的圣保罗、中国的圣约翰、乃至中国的奥古斯丁与马丁路德。中国的基督学将不感兴趣于信经教条之争辩，教会宗派之骈生（15）。它必然超越西方天主与复原（16）两大教派及其下的分支，它亦必超越所谓基要派与现代派之纷争。我们的基督学，乃是直探神而人、亦人而神的耶稣基督，而追踪寝馈（17）于其生平。（18）

    1950年，赵紫宸在《金陵神学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今后四十年中国基督教教义神学可能的发展》。作者在按语中说：“题目上用‘四十年’三个字，乃是前瞻，不是后顾，敬以庆祝金陵神学院四十周年记念。”时隔将近半个世纪，赵紫宸讲过的许多话．却仍值得中国教会从事神学研究和神学教育的同工深思：

    神学是属灵的生活里、恒切的祈祷里发生出来的，不是冷冷静静的哲学讲座上虚构出来的。

真正的神学家要具备两种资格，一种是敬虔的、顺服的信仰；一种是诚实的思想与成长的学问。信仰是从无限的热情，因上帝的恩赐而生出来的。寻求学问，人作得主；寻求上帝，人作不得主，因为上帝不是对象，也不服在人为的假设的命题之下。对于上帝，人只有等待、顺服、信受、崇仰。

    神学决不在真空中出现，亦不在高座堂皇的讲席上讨论出来，而必得在奋斗的生活中经验萌芽、发枝、开花、结果。

    总之，教义神学是要与教会深切相关的思想家，由上帝的恩佑，由心血里吐出来的。中国教会的革利免、奥利金、都得林、奥古斯丁等人，将要在教会的苦难里锻炼出来。（19）

赵紫宸谈到的是中国“践履之学”的另一面，不只有待于实行与实践，更需溯源于属灵的生活、恒切的祈祷、敬虔顺服的信仰、无限的热情，乃至奋斗的生活、苦难里的锻炼、与教会的深切相关等等。上帝不是研究的对象和客体，卑微无知之罪人也不配对他进行论述或谈论。神学从这一意义上说，应是在奋斗生活中对上帝的一种敬仰、追寻与聆听。这是一种心灵的践履之学，同样带有中国大人文学问的“天启”或“天语”（20）特征。

    (1997年5月11日)

注释：

   （1）见《论语·宪问》。“下学”，意为下学人事；“上达”，意为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是说圣人与天地之德相符相合，所以上天能够了解自己。

    （2）谢扶雅：《一个中国平信徒对新旧约的管窥》，见《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1986)。

    （3）许纪霖：《人文学科的意义》，见《上海教育报》(1997年1月3日)。

    （4）司马迁：《任安书》。

    （5）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著作有《正蒙》、《经学理窟》、《易说》等，编入《张于全书》中。

    （6）栾栋文、林叶荐：《中国人文学问的正反效应》，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7）同上。

   （8）李鸿义：《幼教少乐，少教短礼，青教乏诗》，见《独生子女》(1997年第1期)。

    （9）同上。

    （10）董桥：《董桥文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

    （11）李慎之：《中国哲学与廿一世纪》，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廿一世纪》(1992)。

    （12）同（6）。

    （13）“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天下》，指内具圣人才德，外行王者之政或建王者之业。

    （14）参见汪维藩：《浩气篇》，见《金陵神学志》(1996年第3期)。

    （15）“骈生”：衍生。

    （16）“复原教派”，即抗议宗(Protestantisn)，指基督教新教。  ’

    （17）“寝馈”：止息并接受滋养。

    （18）同（2）。

    （19）赵紫宸：《今后四十年中国基督教教义神学可能的发展》，《金陵神学志》(1950)。

    （20）“天启”：上天的启示；“天语”：上天的告语。

【作者: wangweifan】【访问统计:】【2006年07月1日 星期六 20:27】【 加入博采】【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