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藩的神学言说

自牧（续11-15）

                                      

自牧（续）

（十一）未曾相约

1998年12月，女儿从上海寄来一本刚出版的《相约星期二》。原著作者米奇·阿尔博姆（Mitch Albom）是位美国作家。偶然得知社会学教授莫里·施瓦茨身患绝症，便匆匆赶来看望16年前的老师。不意，莫里却宣布要给他上最后一门课，时间约定在每周星期二。

莫里讲授的内容，主要是如何对待人生，特别是如何就对衰老和死亡。教授告诉米奇，在他瘫痪不能动弹之后，对别人的照料，起初感到很不方便。但后来像是回到了婴儿期，有人给他洗澡，有人抱他，有人替他擦洗。莫里说：“对我而言，这是重新回忆起儿时的那份乐趣”。临终前几天，他做了个梦：在过一座桥，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教授说：“如果知道可以这样平静地对待死亡，就能应付人生最困难的事情了”。米奇问：“什么是人生最困难的事情”？莫里答：“与生活讲和”。

莫里希望米奇日后常去墓地看他。米奇说：“我会去，但到时候听不见你的说话了”。莫里笑着说：“到时候，你说，我听”。第14次上课。米奇耳边响起了那句话：“你说，我听”。

翻阅过《相约星期二》之后，我很自然地又去拜访了早已退休的孙汉书老师，尽管半年之后我也退休了，并且和他一样，未被继续返聘，孙老师是我五十年代读神学时影响我至深的老师之一。特别是他的敬虔、淡泊和谦卑。1979年我从工厂“归队”时，曾去看他。他是第一个向我真诚认错的人，因为在 “反右”斗争中，他是上台批判我的发言人之一。他退休后我曾请他为86级同学讲过一次“福音派的脚踪”，并请他整理成文。但几经努力，这篇文章始终未能在《神学志》发表。

交谈时，孙老师常引用《雅歌》的一句话：“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歌1﹕6）。这成了我撰写《自牧》的最初动因，但仍坚持每天从“经文日历”上抄写一段上帝的话。这脚前的灯，这路上的光，曾照遍他人生的全程，必会在暮年对显得分外明亮。

2003年3月离世前，孙老师嘱咐家人，不得为他举行追悼会。简单的告别仪仗后，送别者鱼贯走过门后，最后一次瞻仰了老师的遗容。我为老师写的一付挽联是：

来时谦恭，去时无语，八旬青山十架路；

毕生敬虔，半生寂寞，五秩金陵一圣徒。

遗憾的是，我未曾与老师相约，失去了更多灵性上受教的机会。

（十二）压伤的芦苇

清华大学在2001年举行了90周年校庆，她的校史是从1911年算起的。众所周知，“清华”原是用美国“退还”的部份庚子赔款，于1911年创建的“留美预备学堂”，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复更名为清华大学，沿用至今。不以庚子赔款之耻而抹杀创建之日，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历史不同于政治。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燕京大学创办于1919年。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两校合并于燕园。由于北大历史较久，故举行百年校庆于1898年，但这交不意味着忘却了燕大的历史。北大送给连战的三件礼物中，最特别的是其母在燕京大学宗教系就读时的档案。而当时任燕大校长的，是传教士司徒雷登。1918至1941凡三十年。

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前身是金陵神学院，1910年由卫理公会的圣道馆、长老会的书院和基督会的圣经学校联合而成。1931年，中国政府规定，教会学校的行政职务须由中国人担任，“金陵”乃由李汉铎任院长（1913—1949）。继任者为诚质怡（1950—1952），这是建国后的第一任院长，也是“金陵”三自革新运动后的第一任院长。1952年秋，华东13所神学院校联合到“金陵”，更名为金陵协和神学院，丁光训任院长，诚质怡和丁玉璋任副院长。

由于当时严格贯彻执行“彼此尊重”原则，基要派和现代派的学生不得交叉听课，这就使我无缘选修诚质怡院长的课。但他的善良、宽厚、坦荡、不做违心事等等风范，却给我印象至深。

“文革”期间，神学院被南京市红卫兵总部占用。诚质怡、陈端桂（女）、司徒桐等，均被关在地下室里。诚质怡更遭毒打，消瘦得面貌全非，1977年7月12日谢世，早于我回“金陵”前两年。我只看到诚师母，几乎每天下午都由一个保姆陪着，坐在神学院院子里良久良久；还把诚院长一点不多的遗产捐给“金陵”作为奖学金。

1984年清明，南京教会去基督教公墓扫墓时，我带着83级的同学去为诚质怡、丁玉璋二位院长扫墓，并由王肖殷同学朗诵了我写的一首悼诗。其中有这样两句：

您走时，

校园里必是一片寂寞；

但因信，

您在荒漠中留下了爱与深情。

令我酸楚的是，诚质怡的墓竟是“半杯黄土”，一座土堆塌了小半。

后来，承蒙金陵办公室李伟忠盛情，为诚校长修了墓，还树了一座石碑，上书“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字是范培基写的。前不久，南京教会公墓迁址。公墓分教会名人和一般信徒两个区，曾是建国后“金陵”第一任院长，并被《江苏省宗教志》列为名人的诚质怡，意无缘厕身“名人区”。

原来的墓碑也不见了，“一根曾被压份的芦苇”，将永远寂寞地躺在非名人区，这是2005年发生的事。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学生，我已无力有任何作为，因而也无颜再见恩师，除惭愧终身而外。但我信：“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义人被纪念直到永远”（诗132﹕4—6）。

（十三）启蒙者

三十而立之前，从未认真劳动过。生平开始劳动，是1958年划为“右派”之后。第一次劳动，是打扫神学院教学楼二楼东南一间图书室，显得十分笨拙。当时负责教学楼杂务的工友吴宗庆，亲切地把着手教我如何使用拖把，如何将地上的垃圾推成一小堆，用拖把轻轻一卷便全都带走了，在周围一片冷眼与鄙夷之中，这是难得的一点温暖。

“文革”后归队时，吴宗庆仍在金陵当工友，并且始终保持住工人本色，直到去世。不像后来个别人从工人提升为干部，不仅带上官气，还会仗势欺人。90年代，我曾连续三年在老吴的忌日向他献上一束鲜花，我忘不了那位把着手教我拖地板的老师，忘不了20年劳动生涯最初的启蒙者。

也就是那一年冬天，南京教会全体教牧和工友到大厂镇热电站劳动，当时正在建造地下基础部分。我31岁，年轻力壮，和工友们编在一组，一同做夜班，干重活，穿着胶靴在冰天雪地里抬钢筋、推水泥小车、刨冻土。在工友中间，没有轻看，没有歧视、没有冷眼，组长小周甚至说我可以评为“劳动英雄”。与知识分子相比，这正是我所感受到的工人的可贵处——一种工人本色的善良。

当时一起劳动的，除组长小周外，还有王汉三、胡鹄飞、小高、老周等等。“文革”期间小高上吊自杀。老周及王、胡二位后来均已衰老，小周则无消息。但我永远会记得这些善良纯朴的工友。尽管他们处于教堂里的最底层，但主所赞许的善良与忠心，却反而凸显在这些卑微的劳动者身上。

“文革”后期，我被分派到鼓楼区一家大集体工厂当工人，妻子带着三个孩子下放农村行医，整整八年，在工厂，我被安排在水泥预制组，没有搅拌机，全凭体力“干三遍，潮三遍”，十分费劲。但组长老刘、工人甄大姐、小童、老陈、小吴等，对一个“落难者”的同情与关切令我感到出自人性深处的善良。同样也凸显在教外的劳动者身上。

主对他仆人的要求，是“又善良，又忠心”，并且将“善良”置于“忠心”之前（太25﹕21、23）。多年来，教会里对“善良”或“良善”的要求讲得太少，特别是历次政治运动之后。我不能不说，没有对人的“良善”，何来对主的“忠心”？

何以“善良”或“良善”的心地，又每每凸显在无权无势的劳动者身上？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权势是一贴对善良的腐蚀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其依据也正在于此。也许，这就是上帝让我通过多年劳动，和无权无势者长期相处的美意所在，也是上帝让我通过劳动者的启蒙，至终要求我保持一点劳动者本色的美意所在。

（十四）欠她太多

2005年10月14日下午，侄女从泰州打来电话：“妈妈走了”！我不禁哽咽语塞，涕泪纵横。嫂嫂生于1915年，去年为她过90岁曾回家乡祝寿。未及一年，竟已撒手归去。我对嫂嫂感情之深，是出自一种敬意，是因为她为汪家付出太多，特别在五、六十年代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

神的话，很注重“亲情”。这是被造之人出于禀赋的一种对亲人的感情。保罗将“无亲情”和“不怜悯人”，同列为当时罗马社会的一种通病（罗1﹕31）。又将“无亲情、不解怨”，归入徒有敬虔外貌，却违背敬虔实质的“专顾自己、不爱上帝”的一种“心地”或心态（提后3﹕1—9）。

1947年归主之后，除主内弟兄姊妹之外，我几乎成了一个“六亲不认”的人，十年之间最热心的时候，恰恰是嫂嫂最困难的时候。经济上自顾不暇，固然是原因之一；“亲情”的淡薄却使后来的我难以宽恕自己。

1948年底，哥哥离开大陆去台湾时，留给嫂嫂四个孩子，最大的才7岁。两个大的是早先去世的河南嫂嫂生的，两个小的是泰州嫂嫂亲生的。四个孩子的抚养教育，一幢住宅作为“敌产”被没收，“反革命家属”的政治压力，统统加在一个身上。我无法想像嫂嫂当时如何苦度难关，我更难理解当时的我竟如此淡薄“亲情”，几乎忘却了一位无边苦海中挣扎的嫂嫂，直到1955年神学毕业之后，心有所感，乃请在上海工作的妻子每月寄5元给嫂嫂。我自已在镇江，每月工资25元，仅够维持自己。

1989年5月，哥哥回泰州探亲，我和妻子赶回故里。不意，刚出车站，哥哥已在候车室准备上南京了，不知是哪位儿女惹他发了大火。离别40年，仅相聚4小时，叫嫂嫂情何以堪？我只得留下妻子去陪嫂嫂，伴着哥哥回南京逗留了两天。南京是他读中学、学雷达任联勤总部二台台长的地方，也是他1948年圣诞日受洗归主的地方。回台湾不久，哥哥便谢世了，葬在楚雄信义会墓园里。

1994年嫂嫂80大寿时，我曾回泰州祝寿。去年90大寿，我们夫妇带着儿子、儿媳又去为她祝寿。我曾说：“等您百岁时，我再来！”但在2005年，侄女打电话来说“妈妈走了”。而今，我只能说：对一个付出过许许多多的普通妇女，对一个经受过数十年悲欢煎熬的伟大心灵，我欠她太多。我自问：基督徒的“亲情”何以有时竟也单薄如纸！

（十五）一句真话

2005年岁末一期《南方周末》上，编辑部的新年献辞里有这样几句话：“在此之时，我们想起了一句难以忘怀的话语。它是36年前一位作家说的：‘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它就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伦理，我们理应担当之事。它温暖过你的心，也一直种植在我们的灵魂里”。

2005年，中国失去了两文化巨匠，一是费孝通，一是巴金。费孝通说过：“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也可以做食粮”。费老被称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惟其是真人，才有真学术，真知识。巴金被誉为“20世纪的良心”。送别那天，一个孩子在玫瑰色的纸鹤上写道：“巴金爷爷，您走好安息吧！我一定要向您学习，不说假话，要说真话”。孩子的话，令人感到一个历尽道德沧桑之民族的希望所在。

较之罗马公教和东方正教，基督新教讲道的时间偏多，多于对上帝的敬拜、赞美、歌颂，多于对圣经经文本身的宣读。这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可能的危险：即人言取代圣言，高言大智的说教取代对上帝微声的聆听而当某些“讲坛”被套语或空话、假话所充斥时，令人无法不感到一种莫大于心死的悲哀和窒息。

使徒约翰最喜欢用一个“真”字，特别在提到自己的见证时。他说：“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约19﹕35）；“他的见证是真的”（约21﹕24）。又说：“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约叁12）。当21世纪的中国将成为一个说真话的社会时，主的仆人和门徒又有何颜说假话，作伪证。

下笔写“自牧”时，颇受巴金《随想录》的影响，文体如此，思路如此，心态亦如此。主若许，我将继续写下去，非以牧人，乃以自牧。

 

【作者: wangweifan】【访问统计:】【2006年07月1日 星期六 10:35】【 加入博采】【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