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藩的神学言说

神学的贫困

                                      

神学的贫困

汪维藩（2005年11月12日）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的……。（《启示录》2章17节）

 

上世纪末，曾有一位美国朋友问我：你做中国神学，什么是“中国神学”？我说：带有中国文化学养与操持、中国历史之沧桑与使命感的中国人，肩负并怀揣着中国教会、社会和人民的困惑、艰难、忧患等等，来到上帝施恩座前，聆听上帝的声音；又将源于上帝的安慰、指引、饶恕、督责等等，带给教会、社会和自己的人民。这里面，包含着祭司的代祷、先知的呐喊、仆人的劬劳。其他民族，亦然。

神学是“研究上帝的学问”吗？不对。上帝是崇拜、爱慕的对象，不是研究的对象。卑微的人在上帝面前，只能沉默（伯40：4－5），只能惶恐（赛6：4－5），只能俯伏在地（路5：8）谁配对上帝说三道四，评头论足！

神学是“教会在思考”吗？不完全对。首先要拷问的是：“思考者”心里有没有上帝，胸中有没有人民？没有二者，如何思考？如果“思考者”连自我都没有的话，更何以堪？启蒙运动宣布“上帝死了”，人自立为王；后现代则宣称“人死了”，“主体消亡”……（这）必然把人带入一个“价值空场”和虚无主义世界（曹孟勤语）。

反对理性吗？不反。

理性底线是逻辑，其高端是智慧。

爱是上帝的本质属性吗？普通逻辑规定：“所谓本质属性就是决定该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并区别于它事物的属性”。爱之属性，神有，非神的人也有，甚而动物也有。同为agapee，区别只在于：人间自有真情，敢为朋友舍命（约15：13），敢为仁人死（罗5：7），甚而为义人死（罗5：7）；但圣父与圣子的爱，乃是舍弃、舍命、作罪人赎价之爱（约3：16－17，罗5：8，约一3：16），超越于人间英烈，故称“圣爱”。

说“以创造为中心”和：“以救赎为中心”分属“两条路线”可以吗？不妥。“路线”云云，使人想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再使用的那个“文革”词汇，那个“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文革”思维。在人性论上强调“人性本善”，其实也不完全是中国文化传统，甚而不完全是儒家传统。同属儒家的孟、荀，各自所注重的是同一人性的两个侧面。孟子关注人心和良知，荀子关注法制与外律，二者一也。这是辩证逻辑，迥异于二元说。智者高端：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箴言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的开端”（箴1：7，《文理译本》作“寅畏耶和华，是为智之本”）。对此，康德是领悟颇深的，且又是当代新康德主义兴起的因由所在。近日，梵蒂冈一位神学家说，信仰而无理性，会成为教旨主义。赞同这句话的同时，我要补充一句：理性而无信仰，会成为理性主义。理性的最高层次，周国平说，乃在“灵魂的认真”，包括“在精神上与某种宇宙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

如何理解“谈神学不应该脱离政治”？

《读书》近两期都在讨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余英时著作研讨会上，学者认定：中国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自先秦以降，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脱离过政治。但这种“政治文化，又不同于那种狭隘的、实用主义的“为政治服务”，它强调“社会、大众、群体对政治问题的看法”（陈苏镇语），构成政治生活的软环境。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摆脱政治，但又走上了“为学术而学术”的歧路。其实，毛泽东所提倡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并没有错，当时，中华大地上最穷、最苦的，正是包括“兵”在内的“工农”，只不过毛泽东的话被误读而已。前不久，温家宝引用了舒尔茨的话：“不懂穷人经济学，就不懂经济学”，道理也就在此。

神学，不该当主母，也不能当婢女。中国教会的症结在于：不懂穷人神学，就不懂神学。自元前八世纪以降，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传统或旧/新约圣经神学传统，正在于主持公道、公平、公义。这既是耶和华上帝的声音，也是耶稣的声音，也是先知使徒的声音。如果脱离了当今这个最大的政治，就会成为教会失语、神学陷于贫困的根本原因。

中国神学的资源，并不一定在美国的西部。而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上世纪的新正统，包括巴特、潘霍华、尼勃尔、蒂利希；及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的神学——拉美、亚洲的菲/韩、特别是南非：既要追求欺压者、掠夺者的罪恶，又实践对罪者的原宥与宽恕；既为穷人讲话，主持社会公平，又不搞“均贫富”。神学贫困的又一原因，正在于丢失或无视这些资源。另一原因，则类似一个神学框架，把许多人的思维框住了。更有甚者，神学腐败已经蹈了学术腐败的覆辙。泡沫神学，必然是虚假繁荣掩盖下的贫困。

【作者: wangweifan】【访问统计:】【2006年06月13日 星期二 18:40】【 加入博采】【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