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藩的神学言说

道在这里成了肉身

                                      

道在这里成了肉身

本文原载于《金陵神学志》（第十七期，1992年12月）

当年天使加百列给童女马利亚报信的地方，如今是一座教堂的地下室。在地下室祭坛正面的大理石上，刻着这样一句话：

Verbum  caro  hic  factum est。

意为：道在这里成为肉身。

“这里”，是加利利的一座小城拿撤勒。但当我们面对无限无垠的时空交会处时，我们便会发现人间有无数个“这里”，而每一个“这里”都以其独特的文化让基督成为可以被触摸、被感知的“肉身”。道既存在于永恒，他必不受时空限制而向世世代代、时时处处的人启示他自己，包括那些尚未知道他名的地方。

一

我母亲是一位读过几本古书同时又虔诚相信佛教的、按中国传统文化抚育长大的女子。父亲在外地做了一个收入很低的小职员，一家三口的生活，多半依靠一位富有的伯母。我七岁时父亲病重，意识到孤儿寡母难以寄人篱下，便叫母亲用鸦片将我毒死后再服毒自杀，三个人不能生在一起便死在一起。然而，正是为了我这个七岁的孩子，母亲选择了忍气吞声、茹苦含辛的生的道路。1944年，我的一个同父异母哥哥在河南洛阳患了肺病，妻子又在生第二个孩子时离开了人世。哥哥来信请母亲去洛阳将他们接回家乡苏北。当时，两地分属于蒋管区和敌占区，通过封锁线有很大危险。但母亲说：“如果老大是我亲身生的，我可以不去；正因为老大不是我亲身生的，我非去不可！”就这样，在一个春寒的早晨，母亲离开了家。可能是在路上受到惊吓乃至酷刑，夏天归来时，母亲已经成了一个一句话不讲的疯人，深夜经常独自默默站在院子里，并在中秋节的清晨永远离开了一个自己生的儿子和一个不是自己生的儿子。

为一个自己生的儿子茹苦含辛而生，又为一个不是自己生的儿子不顾安危而死，这对我一生如何做人，乃至尔后领悟十字架的真谛，均留下了极深的影响。重温母爱，再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赛53：5）时，我不得不说：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母爱里，有一个基督的身影。我母亲去世已将近半个世纪，她的养育之恩，我将永难补报。然而，也正是这含有基督身影的母爱，在母亲去世三年后，将我引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基督面前；并成了我献身为主，走上十架征程的动力之一。

也许可以把文化看作一面镜子，不同的文化便是一面面各不相同的镜子。但从每一面镜子里，无一例外地都反映出基督身影的某一侧面。正如马利亚腹中孕育着一个基督的肉身，在不同文化熏陶下的母爱之中，也无不涵藏着不同侧面的基督的形象。

当我们读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西1：15）时，我们会问，爱子基督是藉着什么画出了那幅父神的像。没有别的，他是藉着包括母爱在内的人性中一切最美的色彩描绘而成。这就是为什么在朴实的农民和辛劳的工人身上，在贡献甚多、所求甚少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我们都能找到也许仅仅是一点一滴的足以绘成上帝形像的颜料。

二

也许还可以把文化看作是一个棱镜，阳光透过棱镜所折射出来的，是一个七彩纷呈的色谱。七彩的色调与色度，又往往因棱镜不同而各异。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位真光基督，透过不同文化向人显现时，每每会在大同之中存有小异。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由于文化特征与层次不同，也会出现折射现象的不同。

按中国基督教历史划分，基本上有两种基督教文化形态：

一种是唐、宋、元三代，东派教会在中国广大辽阔的西北地区和《易经》、《老子》、“五行相生说”相遇。古代基督徒称他们所信的上帝为“长生天”（evergenerating  God），是一位始生（创造生命）、维生（维系、维持、维护生命）、广生（扩大生命）的“生生不已”之上帝。他们称基督是一位藉其救恩以完满上帝之所生，成全上帝之所生的圣者。由此，他们得出了一个以至诚应天，藉天力自强不息，以护生（保护上帝之所生）为“至善”与“大德”的人生观。大西北人民其所以至今仍保留其剽悍自强的性格，可能与古代西北基督教文化形态有关。

第二种基督教文化形态，是明末清初以降，西派教会（包括天主教及基督教新教）在中国沿海及中原地区与儒家相遇，自16世纪起断续至今。在注重伦理及其实践上，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化有许多共同点或重叠处。但儒家所追求的，是自我完善或自我内圣的“内在的超越”，有待基督教所提供的上帝与基督的拯救与救赎来成全，有待基督教的“外在的超越”来成全。成就为中国基督教提出了一个根本的神学命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涌现的中国神学家，乃至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基本上仍旧是围绕着这一命题，并展延为信心与行为、密契与服务、内功与圣德、永恒与历史等神学范畴如何统一的探讨。

从另一角度看，也正由于明清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这就使中国基督教面临着几个方面的危险：一是将基督教降格为一般伦理而忽略它超越的一面；二是从“将功补过”或“戴罪立功”中寻求自我安慰，缺乏一种悔改意识或忏悔意识；三是致力于“自救”而忽略来自上帝的“他救”，忽略来自基督的拯救与救恩；四是突出教会“用”（功能、功用）的一面而忽略其“体”（本体、本质）的建立。当然，在列举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某些格格不入之处的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儒家的宽容与中庸精神乃是中国基督教进入“宗派后”时期的深层文化原因。这是路德改教400年来，世界上不再有新教宗派的唯一的一块土壤。

三

同样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中国教会所面对的文化游离现象和文化寄生现象所带来的挑战。

早在“五四”时期，尽管出现过“非基运动”之类的反对基督教的浪潮，但同时也出现了对耶稣基督抱有不同程度景仰态度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说过：“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液里；要把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中救起……”中国伟大作家鲁迅也说过：“一辆车子快倒了，尼采说‘推一把’，耶稣说‘扶一把’。”剧作家田汉年轻时！最爱欣赏的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仰望苍天祷告圣父的那一幅。这种出自知识分子的对基督的景仰，一直延续至今。

在大学生中，不少人正在寻找一个“精神的家园”，其中有些人通过不同文化媒介找到了基督。在青年学者、艺术家中，也有一些人通过文学、哲学、伦理学、音乐、绘画等不同途径与基督相遇。这是一些被称为“文化基督徒”的“未受洗基督徒”（unbaptized   Christian），同时又是游离于教会之外的“未命名基督徒”（unnamed  christian）。由此带给中国教会的挑战至少有这样两点：一是我们的教牧同工以及神学院校的师生，如何全面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以寻觅对话基础；二是如何将这些游离于教会之外的“中国的尼哥底母”引入羊圈，归于一位牧人。

中国基督徒的绝大多数是在农村。农民的纯朴、真诚与善良，为福音的传播和教会的建立准备了一片好土。但同时，属于民间宗教的某些粗鄙、迷信、巫术之类的东西，也被带了进来并寄生于基督教。这一文化寄生现象带给中国教会的挑战，同样至少有两点：一是如何将属于文化糟粕的部分，从基督教的信仰与教义上加以剥离；二是如何将农民的信仰素质和灵性境界，提高到超越于民间宗教的水平。

四

十年浩劫，将中国教会及其教牧同工投进了整个民族所经历的一场灾难。但在难以忍受的阵痛之后，我们感到所获得的比失去的更多。首先是在十年风雨同舟中对自己民族与祖国的重返与归回。其次是在十年炉火的熬炼之后，虽然未成精金，却已去除了许多渣滓。所有这些“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的经历，使中国教会进入了为自己的民族和人民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的角色（来2：17）。

“道在这里成为肉身”。“这里”，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且又饱经忧患、历尽沧桑的民族；而基督的“肉身”，则是在苦难中与自已的民族认同，并在苦难中造就了自己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教会。

百余年来，我国民族和人民经受的苦难，教会往往不在其中；而教会所经受的苦难，又每每是在民族与人民之外。只是在50年代后期及“文革”期间，包括平信徒和教牧同工在内的中国基督徒，才和中国知识分子、干部、乃至成千上万自己的人民一同受苦。这一与全民族共同受苦的经历，是中国教会“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来2：17）的一个重要途径，以致使我们得以成为自己民族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有为我们的“亚伦”耶稣基督将百姓的名字担在双肩、放在心头作记念，中国教会同样将自己民族的过失与失误担在双肩，将自己民族的迷茫与痛苦放在心头。前额戴着“归耶和华为圣”的金牌，将自己的人民带到上帝面前使之得蒙悦纳，而不是使上帝与之更加疏远。

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两个极重要的榜样：一在最后晚餐之前，他象仆人那样服侍自己的门徒；一在从死复活之后，在提比哩亚海边，他象慈母那样，用一双带有钉痕的手为门徒准备了一餐早饭。这正是中国教会所效法的两点：象仆人那样服伺自己的人民，并以母爱关切自己的人民！至于她自己，也许用得上中国的一句古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就是耶稣基督似的大祭司在上帝面前的事奉！

（本文是作者 1992年10月 在美国哥伦比亚神学院举行的“基督与文化”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出版时略有增删。）

【作者: wangweifan】【访问统计:】【2005年12月10日 星期六 20:48】【注册】【打印】